丁学良，男，出生于皖南农村。在国内断断续续受过不完整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就职于哈佛本科生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香港科技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发展/ 比较现代化，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大学体制与创新，公共治理，转型社会的政治经济。
现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兼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学术主导、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有《我读天下无字书》《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增订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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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得知一群人筹划推动香港成为高等教育中心，是在1988至1989年。北美华人科学促进会在波士顿开小型研讨会，我在那里结识不久后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的吴家玮教授，他刚于3月2日去世。由于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变化，香港高等教育院校近年来对内地高中和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吸引力日增。他们申请来港读学位当然是一件大好事，然而申请者猛然增多，就难免出现一些负面现象，这就像北方农民俗话所言，“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
本篇评论尽量把这些现象摆在桌面上讨论，即便其中的诸多细节读来令人难为情，目标只在于刺激各位提出预防和改进的建议，让香港高等院校和内地学生包括其家庭，少受损多受益，让内地生来港读书的趋势可持续。
1990年代初香港科技大学刚开办，在香港招生的势头不太令校方满意，因为本地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报考理工科的不够多。校方非常在意开辟向内地招生的新渠道，那个时期他们过来是读研究生学位。因为招生人数少，所以申请者的素质有可靠保障。许多内地生所在学校的教师，与我们这边的教师在业务上早有交流，他们推荐自己熟悉的考生来报考，从严把关，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欺骗行为。我本人了解的几届香港科大的内地生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后，多数被推荐到西方的著名研究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多人后来在专业发展上成绩显著。
可是，近两年我与香港4所大学的内地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交流，却发现他们有些人似乎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早年来港的内地生，即便英语口语不够流利，半年一年后，书写不复杂的英文报告或信件是基本过关的。可是我最近的经验却显示，对方从来不用英文与我讨论问题，虽然往返信件多次，而且我们讨论的是全球化与内地厂商去海外投资的项目。这类项目涉及的法律、政治、外交、安全、资源、宗教、文化因素复杂交错，许多内容最清楚的表述应该是用英文，然而对方使用的术语和表达方式，百分百的内地特色。他们在香港已经快毕业了，真是令我困惑。
另一个实例，某位研究生的签名格式，也显露出缺少基本的学位知识。他署名的下面是Master，我猜出他本意是表明他的学位是硕士。如果他还是在读学位的过程中，准确表达应该是Master Student in ABC Program。如果他已经毕业了，应该注明所获得的正规学位包括专业，比如MS in Statistics 或MA in Business Management 。他在署名下面标明自己是Master，这到底是啥意思？与他交往一个月后我任旧是一头雾水。
与另两位博士研究生几次讨论他们的论文选题，是中国“一带一路”延申到东南亚、中亚及更遥远的地区以后，有些工程项目和商业拓展遇到形形色色的纠纷冲突。造成麻烦的主因之一，是那些地区的宗教组织势力。我并不是建议博士生对某种宗教组织采取批判或是赞同的立场，这样的表态不应该写进博士论文里。
但他们首先必须对当地的主要宗教流派及其跨境的联系网络要有基本的知识，有些麻烦是境外势力影响到当地民众的。而主要的宗教流派之覆盖广度和渗透力，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维度。英美大学里广泛使用的一本教材（香港高校也有采用）Jan Aart 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有专门篇章着力讨论。遗憾的是，那两位博士生对此模模糊糊，只能讲出极肤浅甚至扭曲的见解。我当然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内地的正规教育过程中，关于宗教的政治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内容基本空缺。然而他们是在香港读博士，理应系统地补充这些教学内容。
我不得不进一步探讨：以上状况是不是由双重因素导致而成？第一是近年来香港高校从内地招研究生的标准下降了（招收本科生的程序不一样，以后讨论）？或者正规标准在纸面上没有滑落，而在实际的招生过程中有些环节不严谨，让申请方易于钻漏洞？第二，香港高校对招进来的内地研究生训练不全面不严格，马马虎虎让他们过关获取毕业证书，本应该在香港学到的内容并没有学到手？
首先聚焦在第一个因素，探讨招收研究生过程中的问题。这几年我在内地获知的实际情况，许多暴露出申请方的不够专业、尤其是不诚实的操作，香港对此也有戏剧性的传闻（这类传闻在内地的影响惊人）。申请方包括学生本人、家庭及亲友、申请中介机构，我认真观察和询问过多个案例。普遍状态是：学生本人愈是不够出色，家长的教育背景愈是薄弱，他们就愈是依赖于花钱聘请中介机构全盘操作。
我绝非一概看低这些机构，在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行业都要聘请中介机构，没有中介机构就没有服务业的一大块，关键是他们是否严格按照专业标准和行为规则办事。
在一些比较负面的内地案例里，中介机构人员暗示甚至名言，只要申请者家庭付出合适水平的服务费，就可以做到让他们的子女拿到入学通知书。所谓“合适水平的申请费”，取决于几个相对难度，学生本人的综合状况水平愈低，收费愈高。在这样的动力机制驱使下，中介机构人员与学生及其家庭密切配合，在学习成绩、本科毕业证书、推荐信、个人综合素质、实习或工作经验（报考研究生的人有些已经有这类经历）、外语和计算机能力等方面，粉饰造假。这样的申请者成功入学的案例，也刺激了周边的人趋同。给予内地职业市场的竞争愈益紧张，拿到香港高校的研究生学位对年轻人找工作愈来愈具有广告效应，于是整个申请行业的操作就愈来愈强化和精巧。
我的建议第一点是：香港所有的高校应该设立一个中英文的公开网站，把历年外地（当然是以内地为主）中介机构经手办理的申请香港高校研究生的负面案例，分类说明，披露给公众。对于那些多次用不专业和不诚实的方法办理申请事务的中介机构，在查有实证的前提下，点名披露。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处：香港高校不至于接受申请资料造假的学生，发现以后再处理，影响到校方的声誉。
申请者及其家庭明白，聘用这样的中介机构办理，即使拿到了入学通知书，一旦被查证造假，学生本人就成了肇事者。前此我读到的报道是，香港高校查证了申请资料造假的案例，对学生除名也是惩罚。学生惊恐离港，因为在港居留的合法身份也失效了，这个消息在内地被加倍炒作成类似“逃犯”的案件。刚有报道，一名内地学生造假入学后被香港法庭判决坐监。可是，帮助造假的中介机构人员拿到了服务费（约在3万元人民币之内），继续会做类似的操作，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不公平，而且也不能阻止造假行为对香港高教的损害。
我的建议第二点：在招收外地研究生的程序中，加强对申请者的面试。早年我们在招生过程中，把所有相关资料审核后，会成立一个教师组进行面试。通常是3个人，不能完全是一类的，比如全部来自同一个地区或国家，以避免偏见。面试之前要讨论技巧，像做体检一样，必须聚焦在申请者资料里最不清楚或可疑的部位，多问几个问题，基本上能够让我们放心。参照我以前的另一个经验，为美国的私立著名大学做面试，可以提前通知，在指定的城市和时间里，申请者到场，由我们校友做面试。香港高校在内地的校友渐增，可以尝试委托他们做面试。绝大多数校友对母校是负责任的，不至于刻意联手申请者造假欺骗。
我的建议第三点：香港高校每隔三年，在内地校友聚集多的地市，委托可靠的专业机构，对近几年本校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影响，包括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贡献，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一定会给母校的发展包括招生方法提供宝贵的启发。
这几年里我在内地听到太多的议论，称许多海外拿到硕士学位回来的青年为“水硕”，意思是“水货”次品。一问授予这些人学位的海外高校，绝大多数是三流大学。我绝不希望未来几年里，听到内地公众戏称的“水硕”，甚至“水博”，很多是香港毕业的。香港高等院校在这几十年里奋斗成就的声望，是极宝贵的无形资产，千万不能让其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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